因此士兵们也基本是和工人阶级保持着一致的政治态度。

    在这样的氛围之下，党内不认同工农的高层基本就被边缘化了，而一些态度模糊的高层现在也时时将工农联盟的词语挂着了嘴边。因此重新确定了党的阶级属性，倒是成为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。吴川提出的第一、二个问题，其实就是对于共和党从信仰到成分的改造，虽然看起来两个问题的关注内容相差不大。

    当这两个问题一一明确之后，吴川一直紧绷的心也慢慢放了下了，提出了自己对于第三个问题的主张：“…我以为，资产阶级民主派所追求的革命，目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，从眼下的革命结果来看，这条路在中国显然是走不通的。

    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愿意给广大的工农群众以民族和自由，所以他们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。国民党搞二次革命失败，就极好的证明了人民群众的态度。

    而资产阶级民主派自身的力量又过于弱小，他们无法独立建立起一个能够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的政权，只能试图同传统的士绅阶层去联合、去妥协。宋教仁便是这些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佼佼者。

    但是宋教仁是什么下场，我们已经亲眼见到了。传统的士绅阶层根本不愿意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分享权力，他们只想用暗杀和武力维护自己的权力。

    我知道，当前报纸上刊登了一些流言蜚语，认为宋教仁未必是袁世凯所暗杀，因为宋教仁和孙中山之间也有着矛盾。但是我以为，这不过是北洋派的栽赃诬陷。

    因为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，在宋教仁被暗杀的时候，孙中山在日本正和日本财阀洽谈合办中国兴业会社。虽然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听，但是这家公司持有者就是日本财阀，通过这间公司，日本可以在中国享有任意开发中国资源的权力，和中国公司享有同等权力。

    试问，孙中山都已经等待着国民党组阁后引入日资了，他又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去暗杀国民党推出的组阁人选？所以，宋教仁之死，其实就是反革命势力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次反扑，而不是什么革命党内部的争权夺利。

    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孙中山、黄兴、宋教仁、袁世凯等人已经用血一般的事实告诉了我们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已经破灭了。我们不能再指望资产阶级和传统士绅的力量去革中国反动势力的命，我们现在唯有指望中国广大的工农阶层来解救革命。

    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据了总人口的80%以上，若是得不到农民的支持，我们就战胜不了中国的反动派们。但是农民落后的生产力和思想的局限性并不足以领导革命前进，能够领导革命的只有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。

    所以我们要建立的，就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政权。如果把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革命称之为旧民主革命，那么我们所领导的革命就是新民主革命，因为我们要追求的是广大工农群众的民主和自由，而不是一小撮人的民主和自由…”

    吴川说出了自己的主张之后，会议室内安静了数秒，紧接着便响起了掌声。吴川虽然因为高度集中精力演说而显得有些精疲力竭，但也注意到领先鼓掌的是宋运桐和李升可。

    这场会议开得相当成功，在外部压力的威胁下，共和党不仅没有四分五裂，反而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了吴川的身边。对于党的改造也获得了通过，除了建立各地方中心局负责地区事务外，委员们决定把中央委员的名额增加到15人，并把候补委员增加到8人，以扩大党的决策圈子。

    不过为了能够及时的处理那些刻不容缓的事务，委员们又赞成建立政治局、组织部和书记处来处理这些事务。由五名中央委员、两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政治局负责处理中央委员会的紧急事务，组织部讨论干部的分配工作，书记处负责传达和督促政治局决议的落实。从某种程度上而言，在三处部门兼职的吴川反而进一步加强了手中的权力。